乡村医生项目

如果不是因为乡村医生的项目，我想，这辈子可能无法离藏文化这么近。

来到壤塘，是为了工作，需要和我方的驻点队员进行会合，了解乡村医生项目的进展情况。

另一方面，可能也带有一定的私心，我想看看那些，也许大多数人连名字都不曾听说过的、中国其它地区的样子。因此，从接到下乡任务之日起，到定下这个出发的决定，前后大抵不过2天的时间，没有吃过或喝过一次抗高反的药物（毕竟壤塘的海拔超过了3000米），带上相机和必要的通讯工具，我便踏上了前往壤塘的旅途。

前往壤塘县的中转

左图：国道公路 | 右图：深山积雪

对于能达到什么结果，我毫无预期，唯一能确保的，只有对一切可能经历或遭遇开放的心态。

阿坝州，辖1市12县中最最贫困的县城，壤塘自然是没有机场的，甚至连号称“四通八达”的铁路（包括绿皮火车）也还未见其踪迹。所以，想要前往壤塘唯一可行的通行方式便是，从上海乘飞机到成都，在成都需留宿一晚，再乘坐次日清晨6:40分的大巴车方可到达。

壤塘县城晚上的县医院

除了成都到汶川才有的一小段高速公路，其余大巴都是行驶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之上，行驶过程中，不但要注意双向两车道的交会车辆，必要时需要以高音喇叭提醒，更要提防山上时不时掉落的碎石，稍有不慎，其后果可能比在城市发生多车连环车祸来的严重几十、甚至百倍。

在来之前，我都难以想象，单程到达壤塘便需要耗费掉旅程中2天的时间。

初见驻点队员高宇是在到达壤塘县的一个半小时后，182公分、皮肤黝黑（有可能是是在壤塘晒出来的）的大高个，在壤塘的街头显得格外的显眼。

“没有高原反应吧？我那儿有红景天，如果有，你可以去我那儿拿哦。”这是高宇看见我时说的第一句话，我的壤塘之旅算是正式开始了。

其实，在接到工作任务后，对壤塘还是做过一些案头工作的。壤塘县行政区划面积达6863平方公里，辖1镇11乡，分别为：壤柯镇、蒲西乡、宗科乡、石里乡、吾依乡、岗木达乡、上杜柯乡、茸木达乡、南木达乡、尕多乡、中壤塘乡、上壤塘乡，60个村，131个村民小组，95%都是藏族同胞。

驻点队员高宇苍茫的背影和壤塘县的著名景点——九倒拐

左图：九倒拐的壮丽景色 | 右图：中壤塘藏民的土坯房

壤塘县街道

壤塘县的小啦嘛和他们住的宿舍

“现在壤塘这边的乡和村，你都走过了吗？”在确尔基寺外，我问到高宇。

“嗯，都走过。但……”高宇的沉默，让我觉得这里可能有些故事。

“说出来听听吧，也许可以帮上忙呢。”我说到。

“实话实说，下乡容易，进村难。如果没人带，没人翻译的话，根本听不懂当地藏名的话。”这句话，我觉得在高宇心里应该已经憋了很久了，我可能是他这半年来唯一一个可以吐露心声的人吧。

其实高宇的这句话，我已经有所体会。

那天清早，高宇就联系了一位在壤塘他称为张哥的藏族朋友，40公里的山里，藏族大哥轻车熟路，并不惧怕挡在山路中的牧民的散养牦牛，而当到达目的地后，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位所谓的“张哥”竟然收取了我们150元的单程车费，而且，高宇随后的一句话，更是让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面无表情，甚至是戏谑的说到：“哥，做好准备，拍摄完之后，我们拦车回县城。”

拦车，或许是我太天真了，我以为的拦车，仅仅是拦上一辆开往县城的绿色小破出租回去。可谁曾想，当我们结束当天所有的拍摄任务后，我与高宇，还有一位随行的摄像，冒着漫天的风沙，站在中壤塘乡乡口，拦着一辆辆飞驰而过的或面包车或私家车或载满货物的卡车，祈求着他们带我们回到县城。

高宇说，这是他在壤塘的常态了，从壤塘县城到各个乡或村，车程距离都在30公里以上，除了付费找朋友搭便车之外，回县城的路，通常都只能站在路中央，招手拦车，不在乎车的好坏，只要能回去就行。他甚至有一次，因为拦不到回县城的车，从中壤塘徒步28公里，走回县城，回到自己的住处已是深夜十分。

好在最后，我们拦上了一辆警车，载着我们回到了县城。

 坐上警车回县城

到县城已接近晚间九点，高宇告诉我说，“哥，记住，在高原千万不要感冒，在高原得感冒属于大病，我有次在壤塘感冒，两周都没有好透，最后只有回到成都，病才渐好。在壤塘我们有一位备受藏民和所有乡卫生院院长尊敬的杨医生，就是因为在高原得了感冒，引起了身体的极度不适，甚至一度传出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你得当心啊。”

说着，他就擤了擤鼻涕并咳嗽了两声，我嘱咐他，早些回家休息吧，看感觉你是又要感冒了呀，少了你，我可开展不了工作了。高宇笑了笑，和我道别后，转身朝自己的住处走去。

看着他的背影，站在壤塘的街头，突然发现，大城市相比，晚间九点的壤塘街头，几乎已经看不到人影，留下的只有清冷、平静，以及一丝的不知所措。 

果不其然，第二天驻点队员高宇还是感冒了。

“兄弟，身体咋样？今天能成行吗？如果不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咱们明天也成啊。”我问高宇。

“没事儿，都是小事，和杨院长比起来，我还好。”说着，高宇还是拉低了自己的毛线帽。10月的壤塘，清晨的气温已经跌入零下，远处隐约可见的山峰上，也已经积起了一层厚厚的白雪。

“杨院长？就是昨晚你提到的那个受藏民和乡院长们双重尊敬的杨医生？”

“对，走，今天就带你去那儿看看。”高宇边说着边随手扬招了一辆出租车。“师傅，上上杜柯乡去。”

大约还是和昨天去中壤塘乡差不多的车程，在近1个小时的行驶过程中，年轻的藏族司机小伙儿告诉我们，现在的生活真是越来越好了，在他还小的时候，从县城到上杜柯乡单程需要大约2天时间，并且那时的路还只是两条木结构的小路，无论是车（他指的是摩托车）还是骑马走在上面，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一个不小心，跌下山崖，车毁人亡马死，哪像现在有了党和国家修建的快速公路，方便多了。

付了藏族小伙儿120元单程车费后，我和高宇终于来到了上杜柯乡卫生院。空荡荡，是我对卫生院的第一感觉。我看了一眼手表，上午10点，但那种在壤塘县城晚间九点不知所措的感觉又慢慢爬上了心头。

为什么卫生院一个人都没有呢？可能是看出了我的疑虑，高宇淡定的告诉我，今年4月前，当杨院长还在的时候，卫生院基本从上午8点就开始排队，藏民都等着杨医生给他们看病，现在，人少很多咯。

我正听着高宇的讲述，忽然后卫生院的二楼传来一阵浓重的男性的川普口音，似乎是在对我们说话。“等我一下啊，我马上就好。”原来，卫生院不只我和高宇，还有人，并不是空无一人。我心里稍微放心了一些。

“要不，哥，我带你先转转吧。”说着，高宇已经走在了我的前面。

跟着高宇一路走，我得知，刚才那个浓重川普口音的男生，是四川省绵阳市来对口支援上杜柯乡的费一轩医生，对口支援已经有了2年时间了，主攻的是中医方向，大概也就在今年年底，他的对口支援时间就到了，要回绵阳了。

“那他走了，谁来接班呢？”这是我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现在还不知道呢，得看上面的安排。上杜科乡啊，它留不住人才，因为实在是条件太差了。”高宇口吻中略有些无奈。

一段我和高宇的沉默，只是在卫生院走走停停看看罢了。

上杜柯乡一角

大约10分钟后，我们走到了2楼，刚才的男声——费医生已经站在楼梯口等着我们了。

“你们是来采访杨天奎同志的吧？”费医生开口就问道。

到此时，我才知道，高宇口中的杨院长、杨医生真名叫做：杨天奎。

“他今年4月已经下去成都了，去休养去咯。他的身体啊，太差咯。”

“杨院长究竟发生了什么？”

“关键还是这里的藏民都太信任他了，离不开他。当然咯，我没有一点要责怪他们的意思，治病救人，本来就是我们医生的职责嘛。”

这个杨天奎院长，究竟做过些什么，能让上杜科乡的藏民都这么信任他呢？

费医生继续说道：“我们这个乡镇的幅员是960平方公里，但人口也就4000多人，可你们知道吗，杨院长的威望与名声覆盖的可不仅仅是我们这个乡，来找他看病的患者跨越的可是两省三州四县。”

“两省三州四县。”我口中默念着这个关键的数据，一边把它记录在案。

“两省就是我们四川省和青海省，三州是阿坝州、甘孜州和青海省的果洛州，四县包括了我们壤塘县、射达县、还有小金县和丹巴县。”费医生说到这儿有些用情，我能看出来。

费医生还大致与我跟高宇讲述了一些关于杨天奎院长的故事。

在卫生院，杨院长的工作是属于7*24小时，365天全年无休的状态。为了配合藏民的生活习惯，杨院长每天睡的根本都是囫囵觉，但凡只要有病人半夜赶来看病，杨院长都会在第一时间为其就诊。还有一些情况，杨院长有时需要去到牧场给病人看病或接生，当天是难以返回卫生院的，因为藏区气候恶劣不说，还变化多端，突然变天的天气，大暴雨、冰雹、大雪所导致的山谷道路的阻断，杨医生就必须在藏民家住上两到三天才能返回，记得有一回，杨医生去半山腰为一位藏族妇女接生，骑马下山时，因为土壤极浅的缘故，坠马摔下了山，所幸没有踹成重伤，只是休养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挺为杨院长感到后怕的。

时间渐渐已接近中午时分，原本冷清的卫生院也陆续来了一些骑着摩托带着小孩儿的藏民。上杜科乡卫生院，它一方面承担着为藏民看病治病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兼顾着公共卫生（简称为：公卫）的工作，为藏民建立健康档案和为藏民接种疫苗，现在来的这群藏民，都是准备为他们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来接种疫苗的。

与常年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不同，因为高原太阳直射的关系，无论男女，在他们脸颊两侧都能看到明显的“高原红”，皮肤和我身旁的高宇相比，也显得更为黝黑，皮肤也相当粗糙，但他们怀抱着的孩子的肤色，却与他们的父母形成了鲜明的色差。可能在多年以后，孩子们的脸颊上也会有“高原红”，皮肤也会变得黝黑粗糙，但他们不应该忘记，曾经在他们的家乡，有这么一个卫生院，其中有一名姓杨的大夫，为他们的父辈，乃至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和汗水。

“杨医生，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正当我看着一个接一个孩子在接种疫苗的时候，一位站在我身旁，神似国内著名影星王宝强的藏族男孩儿，用他那并不标准的普通话问我。

“你知道杨医生现在不在这儿了？”我问他。

“知道，杨医生生病了嘛，他现在咋样了？他好。”说着，男孩儿向我竖起了大拇指，表示杨院长的好。

藏族男孩儿的话显然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接种完疫苗的藏族同胞们，纷纷抱着他们的孩子涌向了我和高宇，将我们包围在其中。

“杨医生好。”

“杨医生给我们看病。”

“杨医生，我们一来就给我们看病，他什么时候回来？”

一口一个杨医生，藏族同胞们用他们仅有的汉语口语水平跟我们说着杨天奎院长的事迹，但有一个动作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无论他们说着什么样的话，汉语的水平有多层次不齐，竖起的大拇指都在向我表示着同样一个意思：杨天奎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最好的。他们想念杨院长。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刚才和费医生聊天中，他提到的一句话：大医院认门，小医院认人。可能，在上杜柯乡，乃至两省三州四县的藏民心中，杨天奎就是他们的认的那个人，就是藏民心中的“祖古”（活佛）。

用过了当地的午餐，我和高宇搭乘上杜柯乡卫生院的救护车准备回壤塘县城了。在车上，司机师傅还告诉了我们一个关于杨院长的轶事：由于杨院长工作业绩的突出，县城多次想将杨院长调离上杜柯乡，去到卫生条件更好的县城医院或马尔康市工作，但却遭到了上杜柯乡村名的集体反对，甚至联名上书到人大，一定要求杨院长留在上杜柯乡，而杨院长自己呢？也因为舍不得这群藏族同胞，自愿留在上杜柯乡。用他自己的话说，都已经有感情了，舍不得他们啊。

在科学技术与医疗手段快速发展的今天，简单的病症在我们看来，根本已经简单到和吃饭睡觉一样容易，可在幅员辽阔的祖国大地之上，很多我们连名字都叫不出的深山里，还有如壤塘县上杜柯乡一样的，卫生条件、设备条件、健康意识淡薄的地方，他们的医疗状况急需得到我们帮助和支持。而像杨天奎院长、费医生这样，能够坚守在乡村医疗一线的医生，却又是少之又少，这何不是我们的悲哀？

我们总在喊着口号，脱贫、脱贫！但脱贫对这些乡村来说，真有那么难吗？其实不然，脱贫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只是口号中三年、五年、十年中的一小步，更大的进步，则是需要我们持续不断的深耕与奋斗，真正将扶贫作为一项重头工作来实施，也许才会有一定的成果产出吧。

“哥，等你这周结束，离开壤塘，回到成都，别醉氧了啊。”高宇突然对着昏昏欲睡的我说到。

“嗯。”我回答道。

在我即将启程离开壤塘县回上海之前，高宇还告诉我一些关于壤塘乡村医生项目的大致进展，在这里，给大家进行如实汇报：

周兴富——杨院长曾为他的二儿子接生

 杨天奎院长一家人